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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興趣與責任——北京語言大學“2018年度科研人物”段江麗教授訪談

發佈日期:2019-06-10  作者:學生記者 黃園園 點擊量:


採訪手記:段江麗老師2018年在《文藝研究》《文學遺產》等刊物共發表論文8篇,其中CSSCI收錄5篇、北大核心1篇,出版紅學專著3部《紅樓夢文本與傳播影響》《紅學研究論辯》《紅樓人物家庭角色》;榮獲北京語言大學第十三屆科研報告會論文一等獎及“2018年度科研人物”稱號。段老師長期致力於古代小説等專業的教學與研究工作,其淵博的學識、嚴謹踏實的學風、認真負責的工作態度廣受好評且影響了一批又一批學生。本人受《北京語言大學報》編輯部委託,特對段老師進行了訪談。



持之以恆 厚積薄發


記者:我認真拜讀了您的刊發在《文學遺產》上的《中國“小説”概念的四重內涵》一文,印象最深的是材料豐富、邏輯嚴謹,讀完之後收穫頗豐。請問在一篇文章中,您是怎樣收集到如此豐富的材料的呢?

段江麗:到目前為止,我自己感到比較滿意的兩篇論文都是有關古代小説理論的,除了《中國“小説”概念的四重內涵》,還有一篇是前幾年刊發在《文學評論》上的《譬喻式闡釋傳統與古代小説的綴段性結構》。這兩篇論文都是經過長期的思考、追蹤、補充、修訂才完成的。説句不誇張的話,關於古代“小説”概念的內涵,是我從碩士學習階段起就一直在思考的問題。多年來持續蒐集資料、關注研究動態,並根據有關資料不斷調整自己的思路和觀點,然後才寫出了這篇論文。即使如此,有些問題仍值得繼續探討。

記者:去年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首批“中青年紅學論叢”中有3本您的專著。我和一些同學很榮幸地參加了新書發佈會,與會專家對您同時出版的三部專著大加讚賞,老師能否談談您的紅學研究呢?

段江麗:拙著“紅學三書”其實是對自己二十餘年研究《紅樓夢》的一個階段性總結。我撰寫紅學方面的論文,始於1998年博士生階段的中期考核,那篇論文後來拆分為3篇文章,分別發表在《紅樓夢學刊》等核心期刊上,自此可以説與紅學結下了不解之緣。

記者:對於我們初學者來説,在紅學研究的選題和方法上老師有什麼建議?

段江麗:關於紅學,初學者都有無從下手之嘆。在文學研究中,細讀文本、讀懂文本永遠是第一位的,紅學也不例外。所以,我的體會和建議是,首先認真研讀《紅樓夢》文本,從閲讀中發現問題,以具體問題為線索,再去了解相關研究現狀,尋找問題的突破點,提出自己的見解。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肯定又會不斷引發新的問題,再逐一去解決,這樣不斷累積,自己掌握的知識越來越多,研究的面越來越廣,對問題的認識也會越來越深入。

記者:無論是您的小説理論研究,還是紅學研究,都具有持之以恆、厚積薄發的特點。請問您二十餘年的紅學研究有什麼具體規劃嗎?

段江麗:我之前的紅學研究雖然沒有具體的“寫作提綱”,但心中一直有個大致的規劃,主要圍繞《紅樓夢》文本闡釋、傳播影響以及紅學論爭史展開。所以,“紅學三書”中的一些文章雖然發表在不同時期,但是,集中整理、修訂時很容易形成專題性論述的特點。接下來,我將集中關注《紅樓夢》版本以及藝術特徵等方面的問題。


視野開闊 融會貫通


記者:除了小説理論和紅學,您還關注哪些領域的課題呢?

段江麗:這些年來,我比較關注的還有性別文化、日本漢學等領域。關於性別文化,曾就明清小説中的同性戀、“審父”意識、毛評本《三國演義》的女性觀等論題發表過論文;日本漢學方面,目前正主持國家社科重點項目“日本學人所撰‘中國文學史’著作研究”,已發表了幾篇論文。

記者:我知道,您曾做過陳慶浩、孫康宜、金文京等國際著名漢學家的深度學術訪談;曾前往日本京都大學、東京大學從事學術訪問與研究,並邀請了金文京、大木康、崔溶澈等中韓著名漢學家來我們學校講座。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您在訪談錄以及學術講座總結語中都表現出了寬廣的視野和淵博的學識,可否談談您在這方面的經驗?

段江麗:“淵博的學識”不敢當,興趣比較廣倒是真的。中國傳統的學問本來就是文史哲不分家的,我們在六十年代初出生的這一輩人,小學和中學底子薄。尤其是我本人,早年從醫務工作轉行到文學專業,更覺先天不足,而唯一能夠做到的就是廣泛閲讀並勤加思考,希望以勤補拙。廣泛涉獵、大量閲讀,通過書本與不同時代、不同國別、不同領域的哲人對話,不僅能夠給我們提供學術研究的視角與方法,更能夠讓我們感受到純粹的獲取知識的愉悦!除了你説到的幾位海外漢學家,我還對梅節、胡文彬等著名紅學家做過深度訪談。我很嚮往這些大家、名家身上那種開闊的學術視野和融會貫通的學術境界。所以我總是鼓勵同學們要多讀書,而且要拓展閲讀面,讀研究對象文本、文史哲領域的經典以及相關專業優秀的研究著作。


嚴謹求實 薪火相傳


記者:去年4月份,您的導師、我們的師爺爺周先慎教授不幸去世,當時在一些微信羣和公眾號上廣泛流傳您寫的一篇紀念文章,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同時,您前幾年刊發在《文藝研究》上的《周先慎教授訪談錄》也受到了廣泛關注。您能談一談您的老師們以及他們對您的影響嗎?

段江麗:我的碩士導師黃鈞先生早年畢業於北大中文系,指導學生向來以要求嚴格著稱。博士期間導師周先慎先生及其他諸多老師的嚴格要求和悉心指導,更讓我深刻地體會到了北京大學校訓中“嚴謹”一詞的內涵。我手頭至今保存着博士期間多篇課程論文及中期考核論文、畢業論文的打印稿,上面都有導師密密麻麻的批語,細緻到標點符號的修改,它們是我學術上的箴規和鞭策。每年四、五月份“論文季”到來時,我都會不時翻閲這些已經有點發黃的“批改本”,它們會讓我的內心遠離周遭的喧囂與浮躁,沉靜下來,認真地對待每一篇學生的論文。

記者:大家都説您是一位和藹可親而又理性的老師,您自己怎麼認為呢?

段江麗:隨着年歲的增長,我似乎越來越母愛氾濫了。在情感上總是習慣把你們都當作自己的孩子一樣看待,這大概就是你們説的和藹可親了。不過,即使是基於血親的母愛,也需要理智的參與才有質量。對你們學業上尤其是畢業論文上嚴格的要求,又何嘗不是一種負責任的理智型關愛呢?我總覺得,不管同學們日後從事什麼工作,都應該認真對待每一階段的學業,並儘量寫出高質量的畢業論文。知識的獲取、問題意識的培養、語言表達能力和邏輯思辨能力的訓練與提升,都將是伴隨終身的寶貴財富!我想,這應該也是嚴謹求實、薪火相傳的意義所在吧!

記者:老師對學術可謂情有獨鍾,請問您的動力主要來自哪裏?

段江麗:開始是因為興趣,我從醫學改學文學;自碩士畢業、改行做了高校教師之後,除了興趣,還有一份教書育人的責任,催我不斷努力。

記者:老師因為興趣和責任而在學術道路上越走越遠,令人羨慕和感動!祝老師生活幸福、學術之樹常青!

段江麗: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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